毫无疑问，今年春节最热门的词是 “敬业福”，“千金难买一张福”，经过除夕一个晚上 3245 亿次的 “戳屏”，最后将近 80 万人抱走了
“五福”。

　　于是，有些人不爽了，替支付宝操碎了心，说 8 亿打了水漂，并戏称
“脑子吃了屎”。魏武挥看不下去了，写了篇《没吃屎》，大过年的，屎来屎去的，没啥意思。

　　私下也和朋友讨论了到底发多少张敬业福，会让全国的百姓都爽，这注定是一个没有最佳答案的问题，但围绕着敬业福的紧缺性，倒让我想起了 10
多年前学过的那点经济学常识。闲来无事，捋一捋。

　　一、 咻五福的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 “没有免费的午餐”。除夕，要为敬业福所付的那个 “费”，就是将 “傲慢的春晚”
当成咻一咻的背景音乐。也就是，忽略春晚是你为咻一咻付出的机会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到底值不值?

　　换句话说，如果从开始就告诉你，将有 80 万人获得 270 块钱，你还戳那个屏幕吗?

　　我们先做个假设，假设当天共有 2 亿人戳屏，戳中概率是 80 万 /2 亿=0.4%，我看了最新一期双色球，以四等奖 200 元奖金那个为例，共有
58348 人中奖，本期的投注总金额为 346,224,370 元，也就是 1.73112185 亿注(忽略复式投注，简算)，那么花 2 元钱中得 200
元的概率是 58348/1.73 亿=0.03%，相当于中敬业福概率的 1/10。

　　回到上面问题，如果知道概率，除夕，你是咻一咻呢，还是花 2 元钱去买概率相当于咻福 1/10 的双色球?答案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对于春晚的机会成本，就是还不如把时间 “浪费” 在 “咻一咻” 上。

　　超级段子手王思聪也给出了答案：“今年的春晚不带上装备是没法看了，不说了，我去找我的红领巾和党徽了……”
从这个角度讲，咻没咻到敬业福，机会成本都不大，又何必在乎那 “块儿八角” 的结果。

　　二、比较优势和稀缺性。

　　每一个没咻到敬业福的人，都试图规划一下敬业福的数量多少是合适的?

　　继续假设，前面 80 万人对应的概率是 0.4%,如果 800 万个，每人 27 元，概率 4%，如果 8000 万个，每人 2.7 元，概率
40%，显然两块七的方案一定是较差的，那么 27 元那种呢?拿到敬业福的 800 万人在 2 亿人中只占到 4%，仍然不值得一提，有且只有 27，最后的结果是这
800 万获得者和 1.92 亿未获得者都不满意，相比较，80 万对应的 270 元相对是一种不错的选项。

　　这符合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因为它满足了稀缺性又并非虚无缥缈。

　　我们知道，人类无论是在动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在任何时间点上，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也就是，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相对有限性总是不离不弃。

　　于是，支付宝有限的 2 亿红包和全国 14 亿人的欲望就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每个人的欲望是 10 块钱的话，那么 2 亿资金距离 140
亿的欲望就还有 138 亿的缺口，快赶上阿里巴巴四季报的利润了。

　　马云不是党不是国，也没有资格让吕逸涛在春晚上唱响中国梦，公共福利的事儿就不要找他了，去找政府、找民政部吧。

　　如果，每个人的欲望是那 270 呢?

　　三、权衡取舍(Trade-offs)。

　　因为上面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有权衡。

　　设想，如果明年还是支付宝拿下春晚红包，它的权衡是什么，敬业福会多还是少?

　　每个人都曾面对或者将要面对各项决策，通常情况下，利益最大化是权衡首选标准，对企业来讲更是如此，当然兼顾用户利益同样最大化，则是双赢。这就是 “权衡”
的重要性。

　　“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史记》记载的策略成为田忌赢得赛马的关键。当没有上策时，避免下策的出现也是一种权衡思想。

　　如果明年，支付宝把 80 万人变成 800
万，就相当于承认了今年做法是有错误的，一定是下策，最有可能的是，人数和获奖金额双双提高，至少是在确保金额不降的前提下，将获奖人数增加，当然，比这个方案更有可能的是——不是支付宝拿下春晚，也不是微信拿下春晚，而是
“钉钉” 牢牢地钉死春晚了。

　　这未尝不是以 “中驷钉钉” 对标 “上驷微信” 的新 “田忌拼红包” 谋略。

　　无论是支付宝还是钉钉，无论是咻还是摇，抑或是钉，这都是曼昆十大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个：人们面临权衡取舍(Trade-offs)。

　　四、人性假设。

　　这似乎是哲学和管理学范畴。但这个案例中也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科学家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主要有性恶、性善和可塑性，普遍认为，人性是复杂的，不可简单地用性善或性恶来解释。

　　而西方古典经济学分析认为，人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为目标，理性的自利动机，在客观上并不危害社会，反而有益于社会，这种主张容易导致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否定。自私与自利其实是一对非常容易分清的概念，二者截然不同。前者是只顾自身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而后者只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他者的问题。

　　啰嗦这么多，想说明什么?

　　对于有些网络声音对五福的不满，甚至出现卸载支付宝的言论，如果卸载了，谁的损失更大呢?大部分人都会在短暂的情绪表达之后出现理性的人性体现，也就是孟子倡导的，从
“不忍人之心” 到
“不忍人之政”，即是承认人之善性乃国家管理活动出发点，也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国家管理都是服务善者，那么在每一项活动、决策背后，都必定有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定，又怎么不会是从善呢?

　　支付宝在决策敬业福活动时，不可能没有假设人性问题。他们一定是从善思考，相信个别情绪之后，是绝大多数人的冷静选择。

　　因为，没有人对 “激励” 无动于衷，也没有人愿意对免费的 “激励”
作出普遍消极的反应，曼昆也告诉我们：理性的人都会考虑边际量的存在，行为适度才是最对的。

　　五、斗鸡博弈。

　　顾名思义，就是两只公鸡狭路相逢，谁也不服谁，就开始掐，你咬我一口，我蹬你一脚。但是，如果都往死掐，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这只鸡眼被啄瞎，那只鸡腿被掐折。那么，这次斗鸡即使决出胜负，也没有了意义。

　　我们应该感谢，微信和支付宝这对斗鸡。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竞争，才让春晚有了更多乐趣，才让互联网有了更多生机，也才让人们有机会验证自己到底敬不敬业?

　　但事实上，斗鸡博弈里还存在两个均衡点。这两个均衡点是以数学家纳什的名字命名的——纳什均衡点，均衡点的位置就是一方胜利，前进一步，一方退缩，做一些让步。

　　点不再居中了，而是黄金分割。因为两败俱伤肯定是双方都不愿意选择的结果，双方都希望能在自己损失最少的情况下得到最多。所以，最佳的结果是一方强硬小胜，而另一方则妥协小败。这时候，双方都会自觉遵守纳什均衡，这也是斗鸡博弈的最优策略。

　　那么，对于此次红包大战，微信和支付宝的纳什均衡点在哪儿呢?

　　不妨来看一下，支付宝推出集福卡活动当天，集福卡所用的 “吱口令” 就被微信朋友圈屏蔽。

　　春晚当天，微信对转发到朋友圈的五福采取 “仅自己可见”
的策略，微信为什么要冒着窥探和干预个人隐私的风险去屏蔽个人信息呢?这就是斗鸡中的弱者思维了，微信已经承认是弱鸡，攻不了，就在我的战场上退一步挡住你。

　　封杀是最不明智的选择，一是自不量力，二是自缚手脚。微信封杀吱口令、屏蔽五福，已经从战略上交出了自己的黄金分割点。

　　尽管，它担忧的不是社交功能被弱化，而是对手在支付领域坐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但这种担忧从 “弱势心态”
出发的封杀动作必然是变形的，也就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支付宝，让支付宝有了诺曼底登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