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1世纪的第15年来临时，快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微缩样本：流年不利的周鸿祎在年会上吐槽360是一家“安全互联网公司而非互联网安全公司”，费尽心力的玩着文字游戏;走出分手疑云的刘强东在年会上反呛马云的“京东杯具论”，大谈“税收贡献论”;李彦宏在首体面对热情的蓝色海洋，强调技术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引爆了最强年终奖的网络热词;朋友和敌人都不少的阿里则在意外的时间以意外的方式卷入了与工商总局的论战。
科技大佬们吐属不凡的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一个企业的价值观。
三观的核心是价值观
先来看古人。
30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在公元1602年2月突然病重，急召内阁首辅沈一贯等人到启祥宫暖西阁交待后事，病榻之上的皇帝异常坦承：“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要求沈一贯立即草诏，颁示天下。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为怠政典型的万历皇帝对自己的错误早有自知之明，但绝非真心悔过。大病初愈，万历皇帝即遣中使到沈一贯处索回诏书，沈还有些直臣风骨，拒不退还，吓得那些威风不可一视的太监罗拜于前，叩头出血，但沈一贯最后还是顶不住压力缴回了诏书，结果是矿监、织造等一仍其旧，而大明王朝的体制、秩序、尊严和希望也从此崩解。
另一位皇帝的财富观则与聚敛成瘾的万历相反，南齐的萧道成曾经自我剖白：“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此言的逼格极高，但在社会经济学上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当然也有三观尽毁的，《聊斋志异》“丑狐”一篇：长沙穆生某日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丽而颜色黑丑。笑曰：“得毋寒乎?”生惊问之。曰：“我狐仙也。怜君枯寂，聊与共温冷榻耳。”生惧其狐，而厌其丑，大号。女以元宝置几上，曰：“若相谐好，以此相赠。”生悦而从之。床无裀褥，女代以袍。
这故事所透露的价值观内涵丰富，看脸的时代原来久已有之，狐仙也花痴!“另一个有用的启示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比“书中自有颜如玉”更有吸引力，至于蒲松龄托身异史氏写下评语：“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负也”，不特迂腐，而且大煞风景。
中国互联网这十五年来凭籍自身的努力，不但创造了一个无可限量的未来产业，也正在催生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互联网公司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以及在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断提速的技术和产品迭代所衍生的竞争压力和创新恐惧与日剧增，让一些巨头在自我认知上呈现出某种迷失的迹象。
以开放为荣的互联网走到今天已有保守和封闭之惑，从包容四海走向睚眦必报，重灾区是电商。威风八面的阿里四面受敌，它与京东这对活宝从互相调侃，到互喷，再到互呛，双方都已越界，身不由己，而营销大战一旦开始，强如马云和刘强东亦不过传播团队操纵的谐角而已。
严格来说，无论是马云的“无心快语”还是刘强东在中欧商学院的“傲娇独白”都太刻意，也太具机心，已不是持平之论，表面上的口无遮拦，其实暗喻着久已郁结、却无法一抒胸臆的委屈和劳骚，虽都不足为外人道，却约略可以揣摸：马云不明白阿里让“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带动无数人的就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无与伦比，为何总是众矢之的?刘强东认为他辛苦自建的物流体系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消费和服务体验，为何外界不理解他运筹帷幄的苦心，却总是比他还关心京东的利润?
心魔之外，始终惴惴的是危机感，对周遭环境尤其敏感，因此利用一切机会攻击和打压对手已经成为一种植入潜意识的常态，无论场景合适与否。世人未必相信，马云两杯黄汤下肚，就会在博客之父方兴东面前犯下无心之失?事实上，如果竞争只是在这样的层面不断展开，阿里的政府公关再强，能让工商总局局长降尊纡贵，把臂言欢，未来亦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仅从这个角度来说，若干年前那个筚路蓝缕，通过艰苦努力，将方便快捷的电商购物模式普及到千家万户的阿里可能比今天这个一触即跳、矜持自许、动辄呛人的上市公司更令人怀念。
百度的年会上，李彦宏曾经回忆了令他感动的一幕，那是2012年一个寒冷的周末，参加入职考试的年轻人在百度门前排起了长队。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亲至端门，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前，不由得心中窃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穿越时空的瞬间，其实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
由需求而来，因技术而生，以创新为本的互联网，还是要回归本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创新的肋骨还是创新
儒勒·凡尔纳的《一个美国记者在公元2890年的日记》曾经对未来世界做了简单的勾勒：城市的道路宽达100米，楼房高达300米，楼内有恒温空调，天空中千万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穿梭往来!这些城市的人口有时多达到1000万。这个世界的成功者可以冷冻自己，以便在下一个世界里复活，从欧洲走海底管道到美国只需295分钟，比空中火车快得多。富豪和白领们已不在家中做饭，他们是“家庭食品公司”的订户，这个公司通过一个气压传送管网，将上千种菜肴送货上门。一份名为《世界先驱报》的报纸拥有8500万订户，可以用云层反射投放巨大的天体广告，大得整个地区的人都能看到。
对未来的梦想是一切创新力量的源泉，而凡尔纳的很多预言已经在新时代里梦想成真，这本是互联网创新带给21世纪的最好礼物，也是互联网产业勃兴的基础，但巨头们本应专注的目光有时却变得游离，是不是所有伟大的创新都会被平庸的商业模式所同化?
观察阿里上市前后的马云讲话，可以略窥心态上的微妙变化。
之前的马云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创造一个可以传承下去的优秀体系，希望阿里“比大多数公司的空气纯净”，那时他的仍然强调“碰到优秀的对手你很幸运”，也尊崇技术，专注于产品，“吃海鲜有没有蛋糕无所谓”，敢于自我否定，“挑战我们一直认为对的东西”，坚信“互联网最精髓的东西是拥抱变化”，“不通过乱七八糟的关系赚钱”。那时马云口中最常见的英文单词是Open。
如今的马云则习惯了童言无忌，时不时吐槽京东的商业模式，市值的每次涨跌都会牵动神经，工商总局的一纸白皮书就能让“与政府恋爱”的浪漫切换到冒死转发长微博的“累觉不爱”，再联系蚂蚁金服即将在2016年完成的IPO，现在阿里冲冠一怒是为Innovation还是Business?
腾讯一向是产品为王，甚至阿里的猎头也经常到深圳抢人，能够开发出微信这样移动时代的入口型应用，更是腾讯多年来专注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体的心血结晶，足以为傲，但在“连接一切”的愿景背后，我们从微信的版本迭代中读出的又是什么?
2014年以前，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用户体验和扩展功能的不断完善与更新，正是这些推动微信从需求出发，在融入每个中国人生活的同时走向全世界，但2014年以后呢?以口袋购物为核心的微商迅速将朋友圈变成不受任何监管和约束的“化外之地”，曾经有一度人们相信腾讯不会任由微商的野蛮泛滥，但2014年10月，腾讯最终用一笔投资证明比起朋友圈的生态健康，它更关心的是微商能否成长为敢捋马云虎须的电商平台;滴滴打车的微信红包疯传成为一种现象后，快的打车的红包却在“诱导分享”的名义下被无情封杀，证明了微信在开放的价值观下仍然有不可言传的商业取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朋友圈广告所掀起的传播效应印证了微信的影响力，但纷繁过后的深远影响还要等时间来评判。
微信所承载的梦想越大，它的产品属性就越加分裂，微信从技术创新的象牙塔中走出，变成可以支撑一个整个上市公司的现象级产品，这是对一个APP的非凡赞美，但在产品迭代中塞入越来越多商业元素，甚至成为竞争的附属品，很难说是张小龙团队的荣耀还是悲哀。
相比之下，百度对产品认知的出发点与阿里和腾讯不同，百度始终保有对技术信仰的执着和坚守，百度一直扩充着用李彦宏的话说“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优秀工程师”的员工队伍，再就是网罗诸如吴恩达、王海峰这样的顶级科学家。在移动时代，百度做着一件与阿里和腾讯的目标相同、但手段和方式完全不同的事情。
百度所关注的是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未来的搜索被定义于智能化的知识图谱，用大容量、聚合化的信息流集成搜索结果，百度试图用超强的数据存储和处理、用户建模和意图识别，高质量搜索结果的优化展现，来形成与微信完全不同的移动入口的错位竞争。
在百度对下一代搜索引擎的探索中，是否具有将某个或某类信息组织得更丰富，视角和观点更多元，展示更立体、更全方位的能力至关重要，用户可以不必离开搜索页面，就能独立完成整个知识链的信息获取，甚至形成消费需求的释放。这是一种与微信迥异的产品演进思路，至于说百度的技术至上与腾讯的产品为尊，最终谁能成为移动流量之源，竞争还只是刚刚开始。
创业与守成之道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这不仅是当时明朝的写照，也适用于所有企业组织。
经历了21世纪的人口红利、流量红利、需求红利所带来的高速增长之后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在第15个年头来临时，创新的光环在消退，责任和影响在增加，无疑会有更多“成长的烦恼”需要面对。
亨利·福特创建福特汽车公司时，曾经用“5美元工作日”、“6小时工作日”、“5日工作周”、“雇员分红制”等创新的管理方式组建了一支精锐的劳动大军，T型车更成为真正进入千家万户的第一款车型，但老福特也因此固步自封。当20世纪20年代，T型车在其他公司的新锐车型竞争下日薄西山时，他仍坚信滞销是因为销售商的怠慢和懒散，他虽然在管理团队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开发全新的X发动机，却坚持要用激进的8缸方案取代成熟的6缸方案，结果前者的试验很快失败，公司副总裁欧内斯特·埃茨勒十分委婉的请求他重新考虑，老福特的回答是要么遵命设计8缸发动机，要么什么也不做。
古今中外，这样的半截英雄很多，互联网如何规避兴亡轮替的衰变规律，重点是三个问题：
首先是明辨善恶是非，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错即改，无则加勉，莫学商纣王“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美国一有危机，总统先问“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儿?”互联网公司则是每遇急难，老板如果先问“我们的文案和写手在哪儿?”未免太可悲了!
第二是有效保持群体对事业和目标的认同，并能够贯彻到组织体系的每个角落，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最后在认同的基础上保证群体对目标的强烈渴求，达成的手段有很多，可以是50个月工资的年终奖，也可以是100个月，但更应该是使命感，所有物质激励的本源都是精神层面的。
唐太宗李世民某次曾经从容发问：“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则认为：“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唐太宗对两种观点做了结论：“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此言的豁达明练和洞察世情，令房玄龄等人也不得不由衷拜服：“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互联网在引领新时代的创富神话时，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高速奔跑中有时也需要停下来审视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创业与守成的经验与教训，千载依然。
中国人历来不缺创新精神，成汤有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庄子·知北游》也有“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的慨叹，用身体上的荡涤污秽，比喻精神上的弃旧图新，古来先哲尚且如此戒惕和自省，今人何敢不继武前贤，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十五年的轮回或是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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