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硅谷这个众多科技创意诞生的地方，它早已是全球创业者膜拜的圣地，新产品、新富豪不断涌现，改变着太多的大众生活和商业模式，然而略去表面浮华之后，硅谷又有哪些需要警惕的呢?

　　Gawker资深作家、Valleywag前主编sam biddle就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并总结了7大问题，涉及精英、人类情感、退学、技术编程以及道德等话题，其主观观点或有偏颇与争议之处，延伸出的部分问题或可值得反思。

　　以下为全文：

　　我们感谢硅谷带来了iPhone、全能的搜索引擎和滑动解锁这些一度让美国最引以为傲的产业，但是现在，它们却也是由于沾沾自喜而发展得最缓慢的。创造神话传奇的硅谷正向世界传递错误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在本文中及时拆穿硅谷的面具。

　　有了iPhone，我顿时发现生活更美好了，相信你的感受和我一样。我感激这样的生活，不用下床就能跟兄弟姐妹们视频聊天，还能随心所欲听音乐;我感激这样的生活，只要手机电量充足，就不会迷失方向;我感激，有这么多人比我头脑发达，前一周还像魔法一样神奇的技术，在下一周就被开发出来为大众所用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技术时代无疑实现了古人所有的幻想，而我们生活中应用的很多技术都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那一小块区域，那个被称为硅谷的地方。但是所有这些无懈可击的人工智能体——智能手机，谷歌的科技等都已经不再是硅谷的主要输出产品了。这个曾是暴发户和叛逆者的乐土的地方现在正变成金钱至上，精神荒芜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远程控制给狗喂食的机器，也有单纯发送“哟!”(Yo)这个单词的应用。这些技术领域的最强大脑们都把精力放到了那些愚蠢的商业上，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某天能大赚一笔，再无其他价值可言。相信我，当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人都在这些最愚蠢的事情上卖力时，我们就彻底完了。

　　一方面，硅谷在让这个世界更出彩，但另一方面，它又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两者之间的鸿沟也在越拉越大。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硅谷一直在为自己打造与现实脱节的谎言，并且还为此自鸣得意。实际上，这些谎言都是没有根据或者是牵强附会的。这是硅谷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戳穿硅谷的谎言，尤其是以下七个。

　　谎言一：硅谷是世界上唯一的精英工厂

　　硅谷的每一个人都让自己相信他们是在打造一个自由市场的天堂，他们是软件领域的继任者，也是杰弗逊高贵的自力更生精神的延续。“硅谷自有办法寻求伟大并支持它，”管理20亿美元资产的风险投资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一位员工说，“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精英工厂。”

　　然而，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去年，初创公司集体发声，抱怨白人掌握了财权，一度成为热议话题。而我们从苹果、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不情愿地放出的种族多样性报告中也能看出端倪。和我们猜想的一样：在Twitter，领导层中79%为男性而72%的人为白人。在Facebook，领导层中77%为男性而74%为白人。Twitter早期的成功直接得益于黑人智能手机用户，但是现在的董事会却是清一色的白人。而马克·扎克伯格则被认为是霍雷肖·阿尔杰2.0版本，来自一个纽约的资产阶级家庭，也上过哈佛大学。Paul Graham(初创公司孵化器Y Combinator的领导人)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他说他“很有可能被任何长得像马克·扎克伯格的人欺骗，”显然他不仅仅是在论述扎克伯格的年轻。

　　如果说真有什么令人欣慰的消息，倒不是说高科技行业多样性的危机正在好转，而是人们在这样令人沮丧的消息面前，已经能够勇敢承认现在的状态并不好。硅谷酷爱数据，这种执着的狂热显然已经掩盖了严峻的白人问题，甚至大家都开始相信硅谷是世界上唯一的精英工厂了。

　　今年早些时候，Ellen Pao的名字在硅谷被传开了，因为她和她的前雇主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打了一场性别歧视的官司。尽管陪审团最后站在了这个传奇的风投公司一边，但Ellen Pao的事件就像是一个分水岭，把阳光和全国性的审查带入了硅谷的性别歧视问题中。虽然Ellen Pao败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位站起来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科技行业的女性从业者，都能够给同胞们带来新的勇气来反对不合理的行为;而那些男性同事也应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等着他们，好像也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谎言二：硅谷的科技让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更紧密

　　Facebook的使命不断地提醒我们“连接世界”的地球村理念与数据挖掘和定向广告的发展目标是吻合的。在这里，“连接”是个动词，事实上就是把大量初创公司每天的运营串联在一起。各种各样的公司会把你拉进一个错综复杂的圈子，由此你和很多公司、和你的邻居朋友、和便利店，甚至和你日易发胖的身材都有了联系。这些应用还会让你跟家人之间更加亲密无间。

　　但是，Facebook的营销路线还不是最能捕捉到硅谷社会态度的，这方面做得做好的是GrubHub。这是一家新开张的食品配送公司，他们的理念是：“一切为了吃，一切为了不与人交谈。”纽约地铁里还有一则Seamless(已与GrunHub合并)的广告，上面写着：“拥有智能手机最大的好处就是，再也不用给人打电话了。”

　　现在，初创公司的策略不再是“社会化”了，而是与“社会化”背道而驰的理念。要知道，在今天的加利福利亚，社交焦虑已经成为主导的经济力量了。技术经济的推动力不再是来自于对认识新朋友的渴望，而是尽量避免与人打交道，当然了，有人登门造访的情况除外。Uber把大众从地铁中解救出来，Seamless帮人们避免打电话的麻烦，而Tinder则帮助大家浏览可能会在酒吧里遇到的人(前提是要有这个兴致从公寓里走出来)。Uber和Lyft把大量的陌生人引入我们的生活，但却只是作为我们的司机。现今最耀眼和最引人注目的应用不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而是帮我们塑造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不需要知道任何人的存在，只需要明白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求帮助。

　　人们与这些初创公司打交道的目的是不再与人类打交道，所以我们所有的社会交往就变成了算法、按钮、滑动和GPS信号。我们甚至可能会指着车上的司机说：“这是Uber”。TaskRabbit是一款可以能帮助人们设置家具的应用，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的代名词。甚至是Instagram，本来是用在朋友之间分享照片的，现在也变得只有被“点赞”的份了。如果连友情都被点赞数所量化，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在哪里呢?

　　谎言三：年轻就是更聪明、更无所畏惧和更优秀

　　硅谷在不停地提“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什么时候出现，其实就是在期待下一个全能的天才。马克·扎克伯格确实让人惊叹，19岁他上哈佛大学时，在宿舍开发出了TheFacebook网站，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几年之后，他就成了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

　　他也是最早承认并且相信自己的青春会和Facebook一起扶摇直上的人。“我想强调拥有青春和技术的重要性，”他在斯坦福的礼堂对这一群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说，“年轻意味着更聪明。为什么大部分象棋大师都在30岁以下?我不清楚。”扎克伯格可能确实无法解释为什么大部分象棋大师在30岁以下这个问题，但他想表达的观点很明确：雇佣或是投资比你年纪大的人就是浪费时间。

　　这种理念从硅谷成立以来就一直被鼓吹着，其中最知名的便是保罗·格雷厄姆( Paul Graham)。他说他非常渴望遇到像扎克伯格一样的年轻人，而最能验证他对年轻人喜爱和赏识的就是他任命28岁的Sam Altman，这个公司里第二年轻的合伙人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但是，扎克伯格是典型的十年难遇的神童，而关于年轻人的谬误也在硅谷屡屡碰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Snapchat，Box到Rap Genius，Canvas和Tumblr。而Clinkle的例子更是颠覆了硅谷的青年神话，一度成为反面教材，好好的一个财务管理应用被经营得如此糟糕，让人忍不住就感叹了。

　　2013年，一支看起来很理智的投资骨干队伍给予一位22岁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2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个小伙子嫩得跟你朋友那调皮的弟弟没多大区别。但是，这些投资人都不是疯子，甚至像Richard Branson这样的著名投资人都在其列，他们都被Duplan那张光滑稚嫩的小脸给征服了。大家都咧嘴而笑，Brandson的笑得最欢：那些笑话我的人都有眼无珠，我发现的可是又一个扎克伯格。

　　但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Clinkle在Duplan的管理下没有拿出一个可用的软件。相反，Duplan把重点放在把办公室搬到新大楼这种事情上，并开始大幅裁员，一些没有被辞退的员工也在一片反感声中主动请辞了。紧接着Clinkle又遭到黑客的攻击，于是公司员工士气大跌，人心尽失的Clinkle只留下Duplan拿着大把现金狂喜的照片讽刺着这一切。当Clinkle推出其应用程序时(远比他几年前描述的更温和)，也只是昙花一现，瞬间陨落了。

　　这真是一场灾难，就像是可怜的婴儿被压在了车轮底下;但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灾难，行业才能吸收到教训，并真正让成年人成功。而扎尔伯格，则很快放弃了它大男孩式的管理职责，把这些交由业务娴熟的成年人来管理，自己将所有精力付诸在社会媒体的“先锋总司令”的工作上。从失败中找经验是一种方法，但关注难得的成功案例似乎更有效，因为成功的故事总是值得效仿。就像Jan Koum和Brian Acton，他们以200亿美元的价格将即时通信应用WhatsApp卖给了Facebook。这两人的年龄分别是39岁和43岁，几乎都达到了创业者的标准年龄。他们创造出来的软件是硅谷史上最伟大的软件之一，这是他们的成功，也是投资者的成功。那为什么他们在此之前都一直默默无闻不被人所知呢?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四.学校弱爆了，还是退学吧

　　每年，PayPal的联合创始人、专家投资人兼自由意志论者Peter Thiel都会给一小部分到了上大学的年纪的学生颁发Thiel奖学金。但这是有条件的，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要么退学，要么放弃整个大学。然后，当这些学生创业的时候，他们可以从Thiel处获得资金、培训和网络机会。我们经常听人说，那些科技巨头们都没有学位，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是其中引用得最多的。尽管从统计上来看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但人们还是相信在硅谷越年轻越好，而最好的就是辍学的年轻人了。

　　对许多有远大抱负的大亨来说，良性辍学似乎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选择。但正统教育现在在硅谷遭到了批评，因为教育系统中居然有很多人都没听说过Snapchat和照片滤镜这些冷嘲热讽和许多高科技企业家的真实案例让人们站在了一个合理的反教育的阵线上。

　　但这都是为什么?没有证据表明成功的关键就是拒绝传统教育。少数辍学的成功人士似乎无论如何都会成功，但不是说你拒绝接受大学教育就解决问题了。况且，还有很多创业失败的例子呢。我们难道真的希望所有的年轻人们都前赴后继地想要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和舍友都不能好好相处的CEO?一个从来没有机会成长、甚至不知道怎么在社会上立足的小鲜肉?一个还眼巴巴向父母伸手要生活费的孩子?毫无疑问，科技已经有反社会的嫌疑了。

　　谎言五：学会编程是成功的关键

　　这是一个命令，一个魔咒。把手腕举到头部，然后用手盖住耳朵听我说：去西方吧，年轻人，去学习编程。在大家的印象里，似乎只有在硅谷才能尽情展现对编程的痴迷。而对于那些长久以往生活在硅谷泡沫里的人来说，了解一些计算机知识跟形成一种生活方式一样重要，它们是与人交往的关键，更夸张一点说，是拯救社交窘境的良方。(正好有这么例子：去年夏天，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企业家”Henry Higgins发起了一场运动，他想要通过教授无家可归的人编程技巧，解决旧金山流浪汉的问题。来到硅谷，了解计算机语言是必须的，这几乎成了整个旧金山根深蒂固的观念。)

　　据网景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说：“每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编程，这样我们的未来就一片光明了。”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美国现在还有3000万的人连最基本的阅读能力都没有呢。财大气粗的技术人员不只要将编程变成就业技能的一部分，还想要其成为核心课程之一。Code.org是由像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家支持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已经从硅谷那些厌恶慈善的臭名远扬的企业家那里积累了数百万计的捐款。

　　计算机的流畅使用应该强制实施到每一位美国学生身上。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进入到计算机科学的就业领域，尤其是年轻的女学生。但是，对我们而言，学好计算机似乎不仅是我们能掌握的最好的技能，还可能是值得我们拥有的唯一技能。但如果你把这当作信条，那就等于助长了硅谷的嚣张气焰。

　　谎言六：旧金山是人类道德、文化和金融的中心

　　新兴的旧金山都市有绝对的信心让纽约和洛杉矶感到脸红。旧金山湾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而且也是唯一值得去的地方，至少对那些提供房屋出租的人来说是这样。人们这样想的理由很简单，技术创新是现在唯一有价值的创新，而这一切都围绕着旧金山发生。

　　2014年，Y Combinator的总裁山姆·奥特曼说：“现在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来源于科技，也只有科技才能真正地促进经济增长。”这种说法已经被彻底戳穿，但是却说明了现在的美国看重什么，不看重什么。去年，初创企业首要投资人兼金州勇对的老板Chamath Palihapitiya给出了一个超科幻的观点：

　　“毫无疑问，这里是权力中心……但我们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现在创造价值的已经不再是纽约，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洛杉矶，而是旧金山和湾区。因为市场会让有意义的事物升值，没有意义的事物贬值。如此说来，政府的功能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应用来取代法院呢?或者，每个人都创建一个被HealthCare.gov信任的Instagram账号?这样的话，不仅意味着大把的钞票，也预示着全人类的财富都可以集中到世界上一个国家的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一个行业里。

　　Balaji Srinivasan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一位执行官，也是分离主义的领导者。他有过一个著名的言论，即称硅谷以外的地方为“纸带(Paper Belt)”。对于生活在硅谷的这些充满幻想的大亨们来说，这还真是一个强大的修辞学武器。如果我们批评他们，他们就说我们是来自“纸带”地区的人，不了解技术。如果我们破坏了他们的成果，他们就说我们破坏了这个国家仅存的价值。

　　但他们似乎还忘了一件事，2006年，保罗·格雷厄姆曾有过一个振聋发聩的言论，他说硅谷可以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湾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周围的环境、生活在这里的人也都普普通通。“我认为创造一个技术中心只需要两种人，”格雷厄姆解释说，“富人和技术宅。”这里并不是什么“应许之地”，有的只是一些程序员和愿意为任何想法提供资金支持的有钱人。我们只需要一个基本信念就能在任何地方创造一个“硅谷”：科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把我们带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不需要真的身临其境，不需要集中到某个得天独厚的大都市就能共享各自的思路和想法。

　　幸运的是，在美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初创公司孵化器也已应运而生。像巴尔的摩这样的老工业城市，曾经只剩下断壁残垣，留下一地荒凉与一城生活贫苦的百姓，现在也开始发展技术，重新崛起。还有像ETC和Betamore这样的公司，也正在帮助创业者“因地制宜”，按需发展技术。

　　谎言七：硅谷正在拯救世界

　　两年前，一份列有“57个创业者课程”的文件备受程序员的推崇，并得到了保罗·格雷厄姆的支持。他评论说：“哇，这是个好东西，它给人以共鸣，相信只有经历了磨难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但深究其内容，似乎还是一些老生常谈的箴言：“如果一件事不能通过一种很有意义的方式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就根本不值得去做。”

　　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网站的任务书中，马克·安德森声称他“在寻找最有潜力成为大赢家的公司，因为它们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该公司的组合产品包括Ringly(手机有来电或短信时会发光的戒指)、Teespring(个性T恤)、DogVacay(按需宠物保姆)和Hem(Fab.com美国闪购网站)。去年，前Facebook的工程师，也就是富豪贾斯汀·罗森斯坦(Justin Rosenstein)在TechCrunch Disrupt上对拥挤的观众说：“我们在这里，在技术的海洋里，完全有能力改变世界，我们比100年前的国王和总统都要强大。”现场没有一个人笑，即使罗森斯坦的公司Asana是一家销售即时消息软件的公司。

　　有钱人用大公司来表达自己的个人烦恼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真正浪费时间，甚至有害社会的是，这么多的人打着改变世界的大旗却在琐碎的项目(比如Clinkle和Yo上伤脑筋。最近，四个相互独立的按需洗衣服务在旧金山开始经营，经营者都是一些聪明的年轻人，并且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在凭借小软件做伟大的事情。而对每一个洗衣APP而言，聪明的人永远在机智地创造价值：在最近的Y Combinator初创公司三月的“演示日(Demo Day)中，有Diassess(20分钟HIV测试)，Standard Cyborg(3D打印的一支)，和Atomwise(使用超级计算开发新药);所有这些公司和Lumi(简单的徽标打印)与Underground Cellar(在线葡萄酒交易)这些应用一起簇拥在“改变世界”的大旗下。

　　是什么让硅谷的神话如此迷惑人?因为它总是自命不凡，到处宣讲自己创造的社会成就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高。但为什么大家都相信了这种鼓吹呢?并不是说我们对“谣传者”无能为力，而是因为在此之前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过，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自然更加深信不疑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硅谷确实创造了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更加看清了这个世界，甚至它创造的玩具都一度成为一种文化。现在，像Uber和Airbnb这种在十年前被视肯定会被认为昙花一现的企业，也已经发展得相当强大，并提供给大家数以千计稳定的高薪工作。

　　我们将这些称之为硅谷的谎言似乎只是出于私心：因为我们受够了硅谷的自我膨胀，在这里，就算是叫一辆按需出租车也免不了接受一次道德观的洗礼，我们不由得会想，现在社会网络中的选择权是不是都落入了一名“垄断者”先生的手里，所以生活才会这么“不由自主”。我们只希望纽约的一切能回到自由资本市场原有的样子，而不是扮演什么全人类的救世主。Polo Alto没有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路，那真是极好的;华尔街虽然在某些方面比硅谷更狠，但它没有英雄主义的弊病，我们甚至鄙视那些通过财政状况和银行政策臆断华尔街局势，限制摩根大通银行向外扩张的人。而对于硅谷，我们需要保持观望和认知的戒心，不能被它的自我膨胀所迷惑。一切还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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